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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时珍用道家观点进行药学论证

李时珍对道家有关观点及医药知识去粗取精,利用之进行中药学的逻辑论证,进一步说明《本草纲目》的科学成就是在渊博的知识与卓杰的思维基础上取得的。

中华文化多学科互相渗透,这在道家与医家之间殊为典型。先秦道家以老庄学说为中心,汉魏以后的道家多指道教的丹术之士。道家讲究修炼以求长生,医家强调养生防病以延年,故二者有殊途同归的合辙。早在《本经》中就汇入了不少方士之言,然多谬说。李时珍在医药学的研究过程中,对道家观点去粗取精,去伪存真,创立新论。本文就其采用道家思想对医药实践知识进行药学论证,再作讨论。

采用道家观点,确立药名

中药有数物同一名称,或同一物而数名者,本草诸书,记载颇为混乱,统一名称,十分必要。李时珍说:“药有数名,今古不同,但标正名为纲,余者附于释名之下,正始也。”(《本草纲目·凡例》)以正名统一异名,这样概念清楚,便于循名责实,避免名实不符,而产生误采误收误用药物的现象。为使正名成立,在《本草纲目》中,特设立释名一项。他说:“诸品首以释名,正名也”(《本草纲目·凡例》)。

在释名中,李时珍做了大量考证工作,其中常采用道家观点来确立药名。如鹿之精,韩懋称之为血夋,其谓取初生牡鹿,日日饲以人参、硫磺,三年后设法取其精,“香黏如饧,是为血夋也。”(卷五十一上·鹿精)即以血夋为成年牡鹿之精。李时珍则说:“按《老子》云:骨弱筋柔而握固,未知牝牡之合而血夋作者,精之至也。”血夋,《唐韵》臧回切,同朘。《说文》:“赤子阴也。”道家谓血夋原为婴儿阴器,与生俱来,未知交合即有之。故李时珍认为韩懋将血夋“作鹿精之名,亦未为稳,”仍当以鹿精为正名。

天灵盖又名脑盖骨,头颅骨。李时珍考其名说:“人之头园如盖,穹窿象天,泥丸之宫,神灵所集。修炼家取坎补离,复其纯乾,圣胎园成,乃开颅囱而出入之,故有天灵盖诸名也。”(卷五十二·天灵盖)道家认为头有九宫,中间一宫谓之泥丸宫,而藏元神。脑盖骨即保护藏神灵的泥丸宫之盖骨,以天灵盖名之能反映其实。《开宝本草》又首载此名,故以之为正名,完全采用道家修炼派之论。

收录道家方物,增补药味

李时珍强调“医者贵在格物”,认为“天下无弃物”,皆可入药,“虽冷僻不可遗也。”因此他在重修本草的过程中,力求增加品种。凡方物土苴,靡不备采。其有道家首创方物,亦行收入。如天师栗,载于《益州方物记》,“惟西蜀青城山中有之,他处无有也。云张天师学道于此所遗,故名。”(卷二十九·天师栗)可见此物当系道士张道陵植于此山,人工栽培而生长。然而,“既经人力栽培,则性气不能不移,故不得不辨”(卷二十二·蒜)。天师栗“似栗而味美,惟独房若椽为异耳”,有“久食,已风孪”(卷二十九·天师栗)之功效。因此,特为之单设一条。

榔梅,“出均州太和山,相传真武(大帝)折梅枝插于榔树……榔木梅实,杏形桃核,道士每采而蜜渍,以充贡献焉。”其物具有“生津止渴,清神下气消酒”(卷二十九·榔梅)的作用。是一种人工嫁接的新品种,虽属道家方物,却载于《本草纲目》之中。说明李时珍对人工培养新品种性能研究的重视,确为一位伟大植物学家、医药学家所应持的科学态度。

采取道家之说,证物性能

人们对药物性味功能的认识首先是感性的,必须加以升华,才能达到理性认识阶段。在这一过程中,由于多方面的原因,医家认识往往不一致,本草书中所载药性功用或讹误或遗漏,无疑给临床应用带来困惑。

为论证确切,李时珍常取道家之言说明药物的性味功能。如秦皮,李时珍据其色青气寒,故能平木,治目病惊痫。据其味苦涩,故能止痢止崩。他还说:“又能治男子少精,益精有子,皆取其涩而补也。故老子云:‘大道贵涩。’此药乃服食及惊痫崩痢所宜。而人只知其治目一节,几乎废弃。良可为惋。”“又《万毕术》云:岑皮止水,谓其能收泪也。高诱解作致水,言能使水沸者,谬也。”(卷三十五下·秦皮)老子被道家奉为开山祖。《道德经》说:“治人事天,莫若啬。”董思靖注:“啬,音色。乃啬省精神,而有敛藏贞固之意。”(董思靖:《太上老子道德经集解》,从书集成初编,商务印书馆)朱骏声《说文通训定声》:“老子治人事天莫若啬,韩非子解老:少费谓之啬。”李时珍取老子语意,谓秦皮能涩精而不使费耗,则精气得藏,故为补也。而能治男子少精无子,老人目泪出,并为服食所宜。此其用道家之说以论药物性能及药理也。

又如食物调味有五荤之说。“五荤即五辛,谓其辛臭,荤神伐性。”(卷二十二·蒜)佛家求除烦超脱而戒五荤,道家因修真养性亦戒五荤。然其五荤内容不同。“道家以韭、薤、蒜、芸苔、胡荽为五荤……皆辛熏之物,生食增恚,熟食发淫,有损性灵,故绝之也。”其中薤为五荤之一。然而王祯、盂诜皆谓薤白不荤五脏,宜长服;苏颂则说其性冷而补,众说纷纭。李时珍指出:“道家以薤为五荤之一,而诸氏言其不荤,何耶?”乃从道家之说,认定薤白味辛性温,具有“温补助阳道”之功,“老人关膈衰冷者所宜,”(卷二十六·薤)与张仲景用之治阳虚胸痹刺痛符合;而阳旺之躯,发热之病,则非所宜。此皆其用道家观点以论证药物性能。

收罗道士验方,论证药用

《本草纲目》以大量篇幅载有附方。李时珍说:“附方,著用也。或欲去方,是有体无用矣。”“体”指药物的性味功能,“用”指药物的临床应用及实际效验。即以临床实践来论证药物功效。在缺乏实验室研究的古代,这种做法无疑具有较高的科学价值。

何首乌,《大明》有“久服令人有子”之说,世俗用为滋补良药。李时珍说:“嘉靖初,邵应节真人以七宝美髯丹进,世宗肃皇帝服饵有效,连生皇嗣,于是何首乌之方天下大行矣。”(卷十八·何首乌)可证何首乌固精益肾之说不诬。

诸胆可治目病,如烂弦风赤眼,流泪不可近光。及一切暴赤目疾,尤以青羯羊胆为良。李时珍说:“张三丰真人碧云膏,腊月取羊胆十余枚,以蜜装满,纸套笼住,悬檐下,待霜出,扫下点之,神效。”(卷五十上·羊)不失为用胆治疗目疾的良好方药。

在引用道家方以证药用的同时,李时珍述其利并纠其弊。如赤小豆能消痛肿。宋仁宗患胙腮,“命道士赞宁治之。取小豆七十粒为末,傅之而愈。”(卷二十四·赤小豆)李时珍指出:赤小豆“治一切痈疽疮疥及赤肿,不拘善恶,但水调涂之,无不愈者。但其性粘,干则难揭,入苎麻根则不粘,此法尤佳。”他用自己的实践进一步完善其法,推广应用。

以道家方药作为论据,李时珍持慎重态度。如蚤休,“外丹家采制三黄砂汞”(卷十七下·蚤休),且以之作服食,颇重其用。医家认为“紫河车(按即蚤休)足厥阴经药也,凡本经惊痫疟疾瘰疬肿痛者宜之,”是一味能治重病的良药。李时珍将道家关于蚤休服食法收载于附方之下,并郑重指出:“道家有服食法,不知果有益否,”存以待考,科学态度,于斯益见之。

李时珍对道家有关观点及医药知识去粗取精,利用之进行中药学的逻辑论证,进一步说明《本草纲目》的科学成就是在渊博的知识与卓杰的思维基础上取得的。故《本草纲目》被推崇为东方的百科全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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