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伊朗传播中医学的珍宝书

《<伊利汗中国科技珍宝书>校注》展示了13~14世纪中华文明与伊斯兰文化的风云际会,回应了李约瑟等西方科技史学者深入探索《伊利汗中国科技珍宝书》的心愿。

在以中医学为代表的中外医学交流史中,关于中医药与西亚、阿拉伯世界交往的史料较少。2016年10月,北京大学外国语学院西亚系波斯语言文学教研室副教授时光校注的《<伊利汗中国科技珍宝书>校注》(简称《<珍宝书>校注》)一书由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该书展示了13~14世纪中华文明与伊斯兰文化的风云际会,回应了李约瑟等西方科技史学者深入探索《伊利汗中国科技珍宝书》(以下简称《珍宝书》)的心愿。

《珍宝书》的编写背景

在中国历史上,从唐末五代到元末的四百多年是大动荡时代。从世界文化史大局来看,东方包括西亚在内的“中世纪”,到处闪耀着思想活跃、科技进步、学术繁荣的光芒,出现了一大批哲学家和科学家。伊朗伊利汗王朝时期翻译和编写《珍宝书》,是13~14世纪伊朗文化史上的一大盛事。《珍宝书》翻译、编写时间为1247~1318年,正值中国元代。在此之前,中国和伊朗两个文明古国之间就有相当多的交往。元朝的建立促进了中国文化向西亚的传播。《珍宝书》就是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出现的。

要把中医学知识翻译成波斯文介绍到伊朗,其难度非同一般。当年在伊朗主持其事的拉施特是当时伊朗的大学者,懂阿拉伯文、突厥文、希伯来文、汉文,对中国文化饶有兴趣,组织编订过《中国史》《迹象和生命》《五族谱》等有关中国的书籍。拉施特在伊利汗王朝中担任过合赞汗(1295~1306年在位)的宫廷宰相,是一位有职有权的人物。他当宰相期间修建了一个被称为“拉施特镇”的科技文化中心,其中有学校、图书馆、天文台、作坊、医院、药房、清真寺等,聚集了大批专家,俨然是一个完善的学术研究基地。

“在当时的拉施特镇里有一些来自中国的医师,他们把针灸、脉诊、制作草药等传统中医技术以及著名的中医学著作介绍给当地的伊朗人”(《<珍宝书>校注》)。这一批专业人才由拉施特领衔,翻译、介绍中国文化和医学,显然有许多有利的条件。但这批专家既要懂中医,又要懂波斯文,要把中医古籍翻译成波斯文,是一项十分艰巨的任务。如今,时光把波斯文的《珍宝书》再翻译成汉文并作校注,其难度正如著名学者潘吉星先生所言,“译注《珍宝书》,乃是中外关系史研究中的最为艰难的工作,可谓是一门绝学”(《<珍宝书>校注》)。

《珍宝书》是一部什么样的书

《珍宝书》是伊朗伊利汗国人翻译、评注和系统介绍中国医学的鸿篇巨著。原著是一部孤本书,藏于土耳其共和国伊斯坦布尔城的阿亚索菲亚图书馆。《珍宝书》全书共四部,目前存世的抄本仅为第一部,由此可见原著规模之大。这第一部“为中国人对医学、脉诊以及讲解人体脏器知识的总结,对每一联歌诀都进行了解释,这些歌诀的创作者为王叔和”(《<珍宝书>校注》)。即第一部是讲脏腑、经络、脉学的书,重点译注了《王叔和脉诀》。全书从中国古典哲学讲起,包括天人合一、阴阳五行、河图洛书、以《易》知医;其次是五脏六腑、经络气血、四气五味、四诊八纲、理法方药等,全面概述了中医学理论和诊断防治体系,包括中医学中一些难以理解的问题,如肾分左右,左为肾,右为命门;“三焦无状空有名,寄在胸中膈相应”等。

“该书的主体部分为宋朝一些医学家对脉学著作《王叔和脉诀》点评版本的释义”。一般认为,中医的脉学比较玄虚,《王叔和脉诀》是歌诀韵文,在翻译上是一个难题。而且对于中国医学史上的一些背景,书中必须作必要交代。王叔和是西晋时代人,他写的《脉经》是中医学的经典著作之一。但《脉经》和《脉诀》不是一回事。《王叔和脉诀》并非王叔和所作,后人多认为系六朝高阳生托名之作。由于它以通俗歌诀的形式表述脉象与脉证,文字粗俗,难免有不正确、不精确之处。何况用通俗文字写科学诗,本来就是吃力不讨好的事情,故常为学者所不屑。从著作时间上看,宋元时代著名学者马端临编撰的《文献通考》进一步考证,《王叔和脉经》不见于隋唐《经籍志》,恐为宋熙宁以前所作。托伪之议,纷纷已久。但因为《脉诀》是通俗读物,用歌诀形式写成,其中大都为七言歌诀,少量为五言、四言歌诀,便于朗读、记忆和入门,宋朝以后成为学医者的启蒙读物畅销书,以至后人只知《脉诀》,不读《脉经》。当年拉施特选择翻译《脉经》,是没有找到《脉经》原著,还是因为《王叔和脉诀》比较通俗,在当时著名度高、影响大、需求多,或者在当地学者手中就只有这一本书,今天的我们不得而知。

中文译注《珍宝书》难度较大

时光翻译并校注《珍宝书》一书,发掘了13~14世纪中国与伊朗(波斯)两个文明古国之间极为密切的科学技术交往、交流与合作的“锃锃铁证”(宋岘先生语),弘扬了古代丝绸之路上一个文采飞扬的盛举。波斯文、古汉文、中医脉学,都是学术上的硬骨头。《脉诀》的内容是中医,体裁是诗歌,翻译难度更大。这困难一直延续到《珍宝书》的汉译及校注。作者时光以敢于啃硬骨头的精神,迎难而上,把一部由古汉文汇编并翻译成波斯文的多达500页的中医古书,由波斯文返译回汉文并校注。

《<珍宝书>校注》的作者时光阿拉伯文功底厚实,治学作风严谨。书中关于中医、经络、脉学的术语、论述及史料,概念表述正确,注释精确详尽,行文忠于原著。《脉诀》行世以后,因流传甚广,影响很大,从而衍生出一批注解的著作。《<珍宝书>校注》选用其中比较有名的两本注解书作为评注的依据。一本是北宋名医刘元宾的《通真子补注王叔和脉诀》,另一本是元代名医熊宗立的《王叔和脉诀图要俗解大全》。这两本书都属于“海外回归中医善本丛书”(人民卫生出版社2002年版)的版本,从而使“校注”更具权威性。一般认为,《脉诀》是六朝高阳生伪托之作,长期以来无人质疑。时光却有一条小注,“高阳生并非六朝人”,(引自《浙江中医杂志》2003年3月号方春阳的文章),可见其治学用心之细。

同时,作者在介绍和译注《珍宝书》时忠实地反映了当时伊朗地区对中国文化和中医学的认知,并不回避原译者用某些阿拉伯医学的理论观点阐说中医学,客观上形成了中西医药文化的交流。

13~14世纪,解剖学取得不少成就,现代科学蓄势待发,伊朗的医学有突飞猛进的发展。在此之前,阿维森纳用阿拉伯文写的《医典》早已问世。《医典》是一部医学百科全书,在中世纪的欧洲被当作医学教科书,在阿拉伯世界被视为医学圣经。因此,拉施特翻译《珍宝书》的时候讲到中医脏腑、经络等生理病理时,时不时地把《医典》的观点穿插进来。有时点头称是,有时表示存疑,有时用自己的观点进行诠释,塞进了不少阿拉伯医学的“私货”。如《<珍宝书>校注》“序言”部分谈到十二经脉及其通路时就说,“好比将水从泉眼处堵住,无疑会使器官受损,且四体液会汇集于此。”“腐败的四体液无法轻松地从这里经过。”“四体液极度黏稠,不具备稳固性,无法从如此狭窄的通道中通过。”此四体液学说,即血液、黏液、胆液、抑郁液四种体液决定人体体质的学说,乃古希腊医学家希波克拉底所创,后被阿拉伯医学所继承。又如,“当食物乳糜从胃被吸收至肝脏后,在被称为肠系膜的肝脏血管中形成,如果过度烹饪,其中会产生类似泡沫、沉淀及可燃的物质。”“脑部为神经源泉,他的作用在于激发背部脊椎。这种说法的含义为使得所有的神经可以受到脑部精神的关注。”拉施特对读者说,“在鄙人翻译的这些著作中可以获知很多益处与智慧,然而我没有机会来讲解它,请不要否定它,努力用正确的眼光来看待它,推断这一内容的真实性,学会这一方式,从中得益”,反过来又奉劝国人应尊重中国的学问。这些以西方医学的观点解释中医,无疑是中西医汇通派的早期资料。

作者时光在描述当初《珍宝书》由古汉语译著成波斯文的过程时说,“波斯文版《王叔和脉诀》的歌诀记录过程可以被设想为一名或多名中国学者,首先将歌诀朗读给学习汉语的伊朗英才或‘舌人’,让其用波斯文记录歌诀中汉字的发音,并向他们讲解歌诀含义,名医点评及中医典籍中相关段落。之后,这些伊朗人首先将汉文歌诀发音转写为波斯文,然后又将歌诀内容进行了释义并把歌诀点评等译成波斯文。”我们依稀可以看到,当时伊朗学术团队在拉施特支持和参与下,有两三个既懂中医中文又懂波斯文的素心人,孜孜屹屹地翻译、查检、切磋、讨论,废寝忘食,夜以继日,终于完成了这部巨著。

时光流逝,岁月更新。当800年后再把《珍宝书》从波斯文返回汉文时,作者时光的寂寞可想而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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