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医学理论体系的形成与发展

晋、隋、唐时期，中医学的发展呈现出分支学科在分化中日趋成熟、临床各科大发展及中外医学交流广泛等特点，在对病证及其原因和机理的认识、诊断技术、医方创制、新药发展及临床各科等方面，均取得了较大成就。就中医理论的发展而言，一方面是通过对古医籍的整理与注释，继承与发展中医理论，如齐梁间人（一说隋人）全元起的《内经训解》、唐初杨上善的《黄帝内经太素》、唐 ·王冰的《重广补注黄帝内经素问》，以及王叔和、孙思邈对《伤寒论》的整理与研究，对中医理论的继承与发展都作出了重要贡献。特别是王冰在《重广补注黄帝内经素问》的第七卷，首载《天元纪大论》、《五运行大论》、《气交变大论》、《五常政大论》、《六微旨大论》、《六元正纪大论》、《至真要大论》等七篇有关五运六气的篇章，不仅首倡五运六气学说，而且对中医病因病机、辨证、治则治法等理论都有精辟阐述，其对中医理论的贡献功不可没。另一方面是医学理论的创新与提高，如隋代巢元方等人的《诸病源候论》，是我国第一部探讨病因病机理论和临床证候学的专著，对疾病的病候、病机进行了新的探讨，对中医病理学说的形成，作出了杰出贡献；唐 ·孙思邈的《千金要方》、《千金翼方》和王焘的《外台秘要》，是综合了基础理论和临床各科的医著，在脏腑辨证方面有长足的进步。此外，养生学发展至隋唐，已基本形成了以中医学理论为基础，以养精、调气、蓄神为中心的一系列防老益寿的经验和理论。

3．宋、金、元时期——学派涌现、理论突破阶段

宋、金、元时期的医家们在前代的理论和实践基础上，结合自己的阅历和临证体会，提出了许多独到的见解。在各抒己见、百家争鸣的氛围中，中医理论在某些方面取得了突破。宋代陈无择的《三因极一病证方论》，在中医病因学方面提出了著名的“三因学说 ”。他在梁·陶弘景《肘后百一方·三因论》的基础上，确立了“外因、内因、不内外因”的病因分类说，使中医病因学说更加系统化和理论化。宋·钱乙的《小儿药证直诀》，丰富了脏腑辨证论治的内容。

金元时期，中医学术界涌现了各具特色的医学流派，理论的争鸣大大促进了中医理论的发展。其中最具代表性的是刘完素（河间）、李杲（东垣）、张从正（子和）和朱震亨（丹溪），后世合称为“金元四大家 ”。

刘完素在系统研究《内经》运气学说和病机学说的基础上，形成了以“主火论”为特点的学术思想，倡“六气皆从火化”和“五志过极皆为热甚”之说，认为百病多因于火，治疗疾病以寒凉为主，后世称之为“寒凉派”。刘氏的学术思想和临床经验，为后世温病学说的产生开创了先河。

张子和精研仲景《伤寒论》汗、吐、下三法，认为凡病皆因邪而生，“邪去则正安 ”，故治疗疾病多以汗、吐、下三法攻逐邪实为主，反对滥用补药，后世称之为“攻邪派” “攻下派” 。

李东垣着重研究脾胃元气的理论，提倡“人以元气为本”，“内伤脾胃，百病由生 ”之说，主张治疗疾病以调补脾胃为主，善用益气升阳方药，后世称之为“补土派”（“脾胃学派

”）。另外，李氏还提出了内伤发热的独特见解，认为它既不同于外感发热，又不同于阴虚发热，多因阳气不升，谷气下降，阴火上冲等所致，对中医学术的发展亦颇有影响。

朱震亨集河间、子和、东垣之学，善治杂病，创见颇多。他受理学影响较大，并结合江南地土特点，倡言“阳常有余，阴常不足 ”，认为湿热相火为病，十之八九，治病以滋阴降火为主，后世称之为“养阴派”（“滋阴派 ”）。另外，朱震亨提出了“气血冲和，万病不生，一有拂郁，诸病生焉。故人身诸病，多生于郁 ”的观点；他还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