易水内伤派的学术特点

一、重视发病中的正虚因素

按照《内经》的传统理论，疾病的发生和发展的原因虽错综复杂，但综其大要，不外乎正虚与邪实两方面的原因。“邪之所凑，其气必虚”说明正虚是发病的主要因素，邪凑乃正虚的结果。易水内伤派诸家均持此种观点，李东垣将正虚指为中气不足，指出：“遍观《内经》中所说，变化百病，其源皆由喜怒过度，饮食失节，寒温不适，劳役所伤而然。......其中变化，皆由中气不足，乃能生发耳。”明代的一些医家则指正虚为命门水火，认为“命门亏损，则五脏六腑皆失所恃，而阴阳病变无所不至”（张景岳）总之，以脏腑的虚损视为正虚的根本变化。该流派在脏腑的病机的探讨上也颇为热烈，他们大都发挥《内经》有关藏象学说，结合临床，以脏腑辨证的运用为特长，如张元素创立藏府标本寒热虚实用药式，薛已亦善以脏腑五行生克论病，所有医案亦以脏腑病机名篇。

自从李东垣将“饮食失节、劳役所伤、中气不足，当补之证”称作内伤以后，中医临床便有内伤外感之分，经李东垣所创立的内伤辨证体系，受到后世医家的高度重视，朱丹溪曾这样评价道：“夫假说问答，仲景之书也，而详于外感；明著性味，东垣之书也，而详于内伤，医之为书，至是始备，医之为道，至是始明，，(《格致余论·序》）内伤外感之分，为易水内伤派诸家在《内经》的基础上发展临床医学提供了便利，后世遂有“外感法仲景，内伤法东垣”之说。

二、强调阴阳五行学说

他们在解释脏腑生理变化时，阴阳五行学说是主要的说理工具。如薛立斋说：“五脏之症相乘，伏匿隐显莫测，然病机不离五行生克制化之理，(《校注小儿药证直诀》）五行生克制化的规律，也成为他们立法的依据，如周慎斋说“五脏分属阴阳，阴阳全赖生克，故固肾者，不可以不保肺，肺者所以生肾也。扶脾者，不可以不治肝，肝者所以克脾也。然扶脾即所以保肺，土能生金也；保肺即所以平肝，金能克木也。脾病即肺病，肝病即脾病。”(《慎斋遗书》）阴阳学说的应用，则使他们的治法富含辨证法，所谓“善补阳者，必从阴中求阳，则阳得阴助而生化无穷；咎补阴者，必于阳中求阴，则阴得阳升而泉源不渴＂（张贵岳）“取之阴者，水中求火，其精不竭；取之阳者，水中寻火，其明不熄”(赵献可）。

三、长于补脾与补肾

脏气虚损的最终转归，不是脾胃虚损就是肾与命门的虚损，故内伤调补的大法即是补脾与补肾。脾胃主运化输布水．谷精微，为气血生化之源，五脏六腑，四肢百骸皆赖以养，“脾胃之气既伤，而元气亦不能充，而诸病之所由生也”(《脾胃论》）“人之一身，以脾胃为主......脾胃一虚，四脏俱无生气”(《薛注明医杂著》）故李东垣、薛立斋诸家力主扶脾补中，李东垣创补中益气、升阳益胃诸方重在补中升阳，以鼓舞清阳之气，而薛立斋习用四君、六君、归脾诸方加减出入，以静养脾胃之气。长于补肾的，有赵献可、张景岳，他们认为人体精气均藏于肾与命门，凡病穷必归肾，以致肾中阴阳亏损，精气精血不足以涵养形体，便致阴阳病变无所不至，故力主补肾，每用六味、八味、左归、右归。由于诸家均以调补为主，故形成了纾徐从容的用药风格，如人称东垣之学为“医之王道”，谓薛立斋治病”无急效，无近期，纾徐从容，不劳而病自愈”(《疗病机要·沈序》）。

四、提倡自制新方

针对病机的变化，依据他们独到的理论，临床自制处方或变演化裁古方，是易水内伤派的一大特色。该流派的创始人张元素就以不用古方名世，尝谓：“运气不齐，古今异轨，不相能也。”他对《内经》中的药物性味、气味厚薄、脏腑苦欲补泻、引经报使等理论进一步具体化，并与其所订立的藏府标本寒热虚实用药式相呼应，形成易水内伤派独自的制方法，对当时的《局方》医学是一个较大的冲击。以后，李东垣继承了这一方法，“每治人之疾，先诊其脉，既别脉矣，必断之曰：此某证也。则又历诵其《难》《素》诸经之旨以明其证之无差，然后执笔处方，以命其药味，君医佐使之制，加减炮制之宜，或丸或散，俾病者饵之，以取其效，一洗世医胶柱鼓瑟、刻舟觅剑之弊”(《东垣试效方序》）他还依据其脾胃学说创制了以升清补中泻阴火为主要功效的许多新方。易水内伤派后期的代表人物张景岳虽不悉依张元素、李东垣诸家制方法，但仍遵阴阳太极之理以制方，著名的两仪膏、左归、右归诸方均是由此而来。而且，该流派各家临证喜欢加减，用药处方均比较灵活。综而观之，此与他们重视理法有关。对此，后世褒贬不一，褒之者谓“园融变化，不滞一隅，开阖抑扬，所趋中会”(《济生拔粹·序》），贬之者谓：“各立门庭，徒骋私风”“宋元所制之方则可法可传者绝少，不合法而荒谬者甚多，岂可奉为典章？”(《医学源流论·方剂古今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