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氏女科历史大脉络

一场“象贝”风潮，在这次与奸商的斗争中，沈复来功不可没。1933年3月，浙江鄞县奸商联合上海宝和、宝盛、汇源、懋昌等四药行，垄断居奇，囤货涨价。以至于三四个月的时间，象贝价格飞涨至每担150银元以上。到了8月，上海的象贝价格竟一路上涨至每担达360银元之多。面对这种不正常的现象，沈复来代表神州国医学会与上海市国医公会、中华国医学会、上海市国药同业公会四家联合成立了特别委员会，与郭柏良、张赞臣、丁仲英、任农轩等上海医药界名流在《申报》发表声明一致声讨：“不合理之人为的飞涨，殊足增加病家不应有之担负；设或各种重要国药之产地而效尤，更足破坏国医国药之繁荣。”最后，在浙江省建设厅和上海市社会局的干预下，囤积方做出了象贝最高限价的承诺，上海中医药届才偃旗息鼓。沈复来在这场风波中揭竿而起，不计较个人得失，联合上海中医药界同仁为了减轻病人的负担、维护病人利益，向不法药商进行有理有据的斗争，给上海市民、中医界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和良好的口碑。

沈复来行医50余载，后因积劳成疾，于1950年谢世。他一生忙于诊务，未及著书立说，仅有手稿《沈心九诊籍》《沈心九末药方》留存后世。他总结出众多十分珍贵又独具特色的沈氏女科临证诀窍，为沈氏女科的发展奠定了基础，成为沈氏女科发展史上的一座里程碑。

沈氏女科第18代传人

沈宗麒（1909~1989年），号祥之，沈复来长子，沈氏女科第18代传人。民国时代，西医在中国尤其是上海大行其道，加之国民党政府一力打压中医，沈复来心灰意冷，决意让自己的后代不再以中医为业，希望儿子“不做医师当律师”。于是，他让沈宗麒考入了持志大学（今上海外国语学院前身）专攻法律，谁知沈宗麒毕业后却没有按照父亲设计好的职业安排走下去，却跟随父亲悬壶济世。沈宗麒大学毕业，兼通中西，因学识底蕴丰厚，又勤奋好学，很快领悟了沈氏女科的临证真谛。从师3年即能独立应诊，而且疗效卓著，深得患者好评。当时上海的患者赞其“小沈医师医道不小”。

作为沈氏女科第18代传人，沈宗麒兢兢业业，以患者为上，以精湛的医技和高尚的医德享誉沪上。他行医60余载，在调治月经、带下、不孕以及其他妇女内科疑难杂症上均积累了丰富的临证经验及独到的心得体会，继承并完善沈氏女科效方近50首。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沈宗麒响应政府“中西医结合”的号召，踊跃参加西医进修班，以“中西医结合，洋为中用”为原则，不断积极完善并深化中医学术。他以去伪存真、去粗取精的科学态度，升华中医理论水平，提高中医临床疗效。1956年，沈宗麒创办上海市中医第八联合诊所。

沈氏女科第19代传人

沈绍功（1939~2017年），沈氏女科第19代传人，生于上海。沈绍功自幼异常聪慧，年仅10岁就能背诵《药性赋》《汤头歌诀》，中学假期跟随祖父、父亲临证抄方，仅四五年时间便熟读了《黄帝内经》《伤寒杂病论》《沈氏尊生书》等，并写下了10余万字的读书心得。祖父看到沈绍功关于《黄帝内经》的读书笔记后大为吃惊：“小小年纪，有此见识，难能可贵！”1957年，沈绍功以优异的成绩考入了上海中医学院六年制医疗系。开学的第一天，父亲为他写下“学有所成，务必勤奋刻苦；悬壶行医，首当注重医德”的家训。大学时期，沈绍功利用寒暑假跟随程门雪、黄文东、秦伯未、金寿山等名老中医临证，打下了扎实的临床功底。

1963年，沈绍功大学毕业，随后被分配到北京，在中医研究院（现中国中医科学院）广安门医院工作，后任中国中医科学院中医基础理论研究所副所长。工作初期，沈绍功曾拜四川名医叶心清为师。沈绍功常常用这样一句话为自己的行医生涯注释：一切为了临床，疗效是硬道理。沈绍功临证强调中医辨证论治，积极提倡吸纳现代医学先进科技理论和检测手段，为中医辨证、诊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