姜春华

其某些病理产物固结者适用，若脏腑气血自病，则无邪可攻。《儒门事亲·卷二·可下式篇》：“《内经》一书，惟以气血通流为贵，世俗庸工惟以闭塞为贵。又只知下之为泻，又岂知《内经》之所谓下者乃所谓补也，陈cuo去而肠胃洁，症尽而荣卫昌，不补之中有真补存焉”。此论根据刘河间以通为补之说而来。对某些积滞之病是对的，但不可施于一切疾病。先生对子和评价说：“尊《内经》运气之说而不执，宗仲景汗、吐、下而有发挥”。也应看到张子和有辨证法的思想，如“南陲之地多热，宜辛凉之贴解之；朔方之地多寒，宜辛温之贴解之。”；“午未之月多暑，宜辛凉解之；子丑之月多凉，宜辛温解之。”；“病者喜食凉，则从其凉，喜食温，则从其温。欲饮水之人，慎勿禁水”等；施用寒温，因时因地而变通，治病应适人之常情，确有一定价值。

李东垣处于战乱时代，人民饥饱失常，惊惶忧愁以致体质虚弱，易为疾病所侵，得病后又因正虚容易死亡，故提出脾胃虚弱中气不足，必须重视脾胃的理论。先生认为：脾胃虚弱是致病条件，而疾疫是主因，东垣强调一面，丢掉另一面，是偏见。但其对杂病以脾胃为本，加强调理脾胃的理论，确对后世起一定指导作用。其清阳不升，中气下陷，用补中益气的方法，对某些慢性病有一定调整体质作用，对急性病如有中气下陷病理机转的也有适用之处。不过急性热病不能以补不治。东垣对急性热病初期即用补中益气，是值得探讨的。

朱丹溪认为：阳易动，阴易亏，动则耗阴，声色嗜好亦伤阴，故独主滋阴降火，创“阳常有余，阴常不足论”。先生认为：朱丹溪的“阴”，实指两性之精，而非指人整体阴阳之“阴”。丹溪阳有余阴不足的论点主要包括：（1）以天为阳，地为阴，地小天大，以喻人阳有余、阴不足；（2）以男女性成需十几年，以喻人之阴难成；（3）以性机能的衰退，喻阴之易亏；（4）以四时、五脏、五行生g之说论禁欲之必然性。丹溪以何提出此说，明·孙一奎在《医旨绪余》中说：“丹溪生当承平，见人多酗酒纵欲，精竭火炽，复用刚贴以至于毙，因为此救时之说。”的确，朱丹溪医学思想的形成，一是本身的理学；二是当时社会生活的反映。《格致余论》开卷《饮食色欲箴序》说：“传曰：饮食男女，人之大欲有焉，予每思这，男女之欲，所关甚大，饮食之欲，于身尤切。世之沦胥陷溺于其中者盖不少矣。”《色欲箴》说“眷彼昧者，徇性纵欲，惟恐不及，济以燥毒（壮阳药）。”“血气几何？而不自惜”；“远彼帷簿，放心得收。”说明当时有人服燥药以助性欲和多食肥厚。丹溪认为这两者必须有节制，这是非常值得重视的。饮食内伤东垣说得较细，成为一个理论，而房室损伤则丹溪之说较细，亦成为一个理论。先生认为：丹溪论攻击宜慎是对的，介绍罗太天先攻后补，先补后攻，攻补兼施，根据具体情况而用，也是对的。用药反对温燥，是一偏，但其处方用药亦不废温燥。丹溪既强调阴常不足，在治疗上就应着重益阴，可是他在治疗上却是以泻火为主，补阴很少，其意可能寓补阴于泻火之中。

赵养葵、张景岳、孙东宿等都议论命门，以赵养葵说得最为具体。养葵否定《内经》心为君主之官，另立真君真主，把命门作为人身的主宰，他说：“譬之元宵之鳌山走马灯，拜者舞者、飞者走者，无一不具，其中间惟是一火耳，火旺则动速，火微则动缓，火则寂然不动，而拜者、舞者、飞者、走者、躯壳未尝不存也。”他由此推论于养身者、治病者，均以命门为君为主，而加于“火”之一字。养葵学宗薛立斋，故治疗上亦偏于滋补。惯用六味、八味，以为六味能补真水，八味能补真火，进而统治诸病。吕村评以之治败症则可，以之治急病热病则非。先生认为养葵真阴、真阳，假阳假阴之辨别，在辨证治疗上有一定指导意义。

张景岳出身官僚世家，到北京游于侯门，其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