姜春华

游、治病亦必豪门大贾。这些阶层穷奢极欲，因而常感身弱体衰，精力不足，喜欢补药，所以主张温补为主。景岳反对朱丹溪“阴常不足，阳常有余”的理论，他提出“阳常不足，阴常有余”理论。先生指出，其实，丹溪之阴指两性之精，景岳之阳，是指机体活动能力，两人所指实质不同，不能同等看待。景岳对诊断、治疗、本草方面，均有实际经验且能纠正前人因循之误。 对辨证论治的体系发展作出了贡献。

三脏腑辨证与以方统病合之则兼美

脏腑辨证源于《内经》，《金匮要略》中亦用脏腑辨证。晋唐以来多集验方，如《肘后方》、《深师方》、《小品方》，至唐王焘集诸家验方而为《外台秘要》，皆以病证为主，孙思邈着《千金方》以脏腑分篇，各列寒热虚实诸病方证。以后，宋钱仲阳着《小儿药证直诀》，以五脏寒热立方，如泻白散、导赤散诸方。金元间张洁古着《脏腑用药式》，每一脏腑分列寒热补泻诸药证，它的优点是每一脏腑证和药配合起来，比较具体，学习的人见某些证即知属某一脏腑，或寒或热或虚或实。其缺点就是丢掉方贴，所用药也仅限于此，形成公式化。到明代薛立斋着《平温会粹》，纯用“肝脾两虚”，“脾胃两虚”之说，因为薛是太医院医官，所以影响很大，其弟子同慎斋著书立说以脏腑五行生g为本，通行于大江以南，至叶天士后遂盛行于全国，尤其晚清至民国初年，医生立案疏方，无不以脏腑寒热虚实生乘侮立论。

张仲景主张“博采众论”，其《伤寒论》中以方证为主，有是证用是方，杂病虽用脏腑，然方证仍是主要方面。《外台秘要》而后，宋有《圣济总录》、《太平圣惠方》，明有《普济方》，此数书可谓集明以前病证方药之大成，在研究治疗某病时可作为参考资料。至清代仍有以方证为主的，如张璐玉著有《医通》、徐灵胎著有《兰台轨范》。先生认为：“两者应该合流，不必偏废。”“脏腑辨证”为医生从临床总结而来证治分类，可以纠正人体脏腑功能，增强人体体质，抗病和修复能力，有些还可以对病的本质起针对作用。“以方统病”是医生采用各方面的方贴，针对疾病的病机或病证，可以对一病或多病起作用。验方、禁方、秘方系劳动人民的经验，有些对病证有特殊疗效，也有一般性的，但较少辨证观点。以上各方面都各有优点亦各有不足之处，如单纯采用脏腑辨证，则用药如程式，药物亦有一定的局限性，不能发掘“对病真方”。如果单纯采用“以方统病”，若辨证不相符合的则技穷；如果单纯采用验方没有理论作为指导，往往施于此而有效，用于彼则无效。先生指出“合之则兼美，离之则两伤。”

四既要为病寻药，又要重视辨证论治

西医喜欢寻找有效方药与药物，希望能找到治疗某一种疾病的有效方药，因此，努力于“为病寻药”。中医则强调辨证论治，用辨证的方法而不喜欢一病一方。先生认为，两者不能偏废。

先生指出。医生看病先要识病，这就要认识掌握疾病的病原和特性。因此，先生也重视寻找筛选治病的针对性方药。笔者曾记录了先生的一些效方效药，如大贴量丹参治疗失眠；大贴量小蓟草降血压，大贴量生地治类风湿，重用芍药、甘草治呃逆等。果有奇效。

对于已经确诊的病，找一种针对性的方法去治疗，这是理所当然的。那么为什么还要重视辨证论治呢？因为疾病的发生与发展，是多因素、多项性、多向性、综合作用的结果，且与内外环境有着密切的关系。临床表现有的是单一性，但更多的是交织性与弥散性，有的呈连续性，如果只从单一性来考虑，就会效果不好，有时会陷入机械唯物论的泥坑。往往在病因尚未查明之前，就感到束手无策，此时非辨证论治不可。

辨证论治的含义到底是什么？先生认为：概言之，包含着认识矛盾主要方面和解决矛盾主要方面的两个内容。较为具体地说，辨证论治不仅辨别疾病本身表现的“证”，它还包括病人的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