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人论医有灼见

宋代名相王安石自述：“读经而已，则不足以知经。故某自百家之书至于《难经》、《素问》、《本草》、诸小说，无所不读；农夫女工，无所不问。”显而易见，王安石阅读内、难、本草的目的不是为了当医生，而是为了扩大知识面，为了更好的“知经”。历史上，许多文人“寄余艺以泄神用”，兼习医道，虽非医林之人，所发议论却充满真知灼见，今日读来，犹令人心动。

苏东坡不以脉诊困医

长期以来，很多人对中医诊脉抱有神秘感，一些江湖医生自吹自擂，说什么单凭切脉即可断病，“病家不须开口，搭脉便知病情”。一些患者也误认为，医生单凭诊脉就可以知道病情，求医时，只让医生摸脉，不介绍病情，以此检验医家的本事，结果只能是误医误已。苏东坡对此有着清醒的认识，决不以脉诊来“困医”，而是尽量将病情全部告诉医生，供其诊疗参考。在《东坡杂记》中，他旗帜鲜明的表示：“士大夫多秘所患，以验医能否，使索病于冥漠之中。吾平生求医，盖于平时验其工拙。至于有疾，必先尽告其所患而后诊视，使医者了然。故虽中医（中等水平的医生），治吾疾常愈。吾求病愈而已，岂以困医为能事哉。”东坡的做法当然是正确的。清代文人周亮工说得好：“不告医者以得病之由，令其暗中摸索，取死之道也”（《书影》）。张山雷亦说：“病有必待问而知之者，安得以不问为高？……病家恒有伸手求诊，以试医为能事，而医家亦有不问为高，自矜能手者，皆自欺欺人伎俩，非本医学正宗。”

顾炎武批庸医害人

明末清初思想家、大学者顾炎武不仅提出了“天下兴亡，匹夫有责”这句人人皆知的响亮口号，而且为山西名医傅青主写过一付对联：“苍龙日暮还行雨，老树春深更著花。”盛赞晚年的傅青主老当益壮、老有所为，同样流传得十分广泛，已成名联。不仅如此，他对当时庸医害人也有着相当深刻的认识，提出一振聋发聩的见解。在他的《日知录》中说到：“古之时，庸医杀人；今之时，庸医不杀人亦不活人，使其人在不死不活之间，其病日深而卒至于死。……今之用药者，大抵泛杂而均停，既见之不明，而又治之不勇，病所以不能愈也。”所谓用药“泛杂而均停”，“治之不勇”，即指用药泛泛，只求平和，“治之不勇”，至“使其人在不死不活之间”。毋庸讳言，医界存在一种习俗，明哲保身，不求有功，但求无过，避重就轻，喜补畏攻，轻描淡写，处方只尚平和，讲究所谓轻灵，不敢也不会使用峻药，既缺乏胆识，也是不负责任的表现，叶天士所谓“借和平以藏拙”说的正是这种人，顾炎武由此给予尖锐的批评。今天读来，这段话仍然有着相当的警示意义。

在《日知录》中，顾炎武还以官多将乱必然导致败仗之理，论及用药在精不在多："夫病之与药，有正相当者，惟须单用一味，直攻彼病，药力既纯，病即立愈。今人不能别脉，莫识病源，以情臆度，多安药味，譬之于猎，未知兔所，多发人马，空地遮围，冀有一人获知，术亦疏矣。假令一药，偶然当病，他味相制，气势不行，所以难差，谅由于此。"这种“莫识病源，以情臆度，多安药味”的作法也是导致病人“在不死不活之间”的一大原因。

袁枚为名医正名

清代著名文学家袁枚与温病四大家之一的名医薛雪交往颇多，薛雪曾治愈他的左臂僵直症，袁枚对其医术十分钦佩。薛雪去世，孙子薛寿鱼为祖父写了一篇墓志铭，寄给袁枚讨教。文中概述了薛雪的生平，将其置于理学家的行列，却“无一字言医” ——提及他在医学上的成就。袁枚阅后大为愤慨，认为这是“舍神奇以就腐朽”，将薛雪奉为理学家，“在理学中未必增加一伪席，而方伎中则转失一真人。”他写了《与薛寿鱼书》作答，盛赞了薛雪在医学上的成就，并以自己身患重病，“性命危笃”，被薛雪“一刀圭活之”的事例，阐述了“学在躬行不在讲”的观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