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草纲目》在海外的传播及影响

李时珍出生于湖北蕲春，其祖父与父亲皆为医者。他弃儒学医，曾在太医院任职，积极从事药物研究工作，经常出入于太医院的药房及御药库，认真比较、鉴别全国各地的药材，搜集了大量资料，同时也抓住机会饱览了王府和皇家珍藏的丰富典籍，从宫廷中获得了当时有关民间的大量本草相关信息，并看到了许多平时难以见到的药物标本。这些都使他大大开阔了眼界，丰富了知识领域，并为编撰《本草纲目》奠定了坚实的基础。李时珍呕心沥血三十寒暑，方成《本草纲目》。《本草纲目》共16部、52卷，约190万字。全书收纳诸家本草所收药物1518种，在前人基础上增收药物374种，合1892种，其中植物1195种；共辑录古代药学家和民间单方11096则；书前附药物形态图1100余幅。这部伟大的著作吸收了历代本草著作的精华，尽可能地纠正了以前的错误，补充了不足，并有很多重要发现和突破，不仅解决了药物的方式、检索等问题，更重要的是体现了对植物分类学方面的新见解，以及生物进化发展思想。书中系统地记述了各种药物的知识，包括校正、释名、集解、正误、修治、气味、主治、发明、附录、附方等项，从药物的历史、形态到功能、方剂等，叙述甚详。尤其是“发明”这项，主要是对药物观察、研究以及实际应用的新发现、新经验，更加丰富了本草学的知识。《本草纲目》是到16世纪为止中国最系统、最完整的一部中医药学著作。

1596年，金陵版《本草纲目》问世，在国内外引起强烈反响。英国生物学家达尔文称《本草纲目》为“1596年的百科全书”。 2011年，金陵本《本草纲目》入选世界记忆名录。从17世纪起，《本草纲目》陆续被译成多种外国语言，在日本、朝鲜、一些西欧国家和美国等产生了广泛的影响，为世界医药学作出了巨大贡献。本文按时间和地理顺序概述《本草纲目》在海外的流传和影响情况。

《本草纲目》在日本

1603年，江西本《本草纲目》刚刊行不久，江户时代初期学者林罗山从商埠长崎得到一套《本草纲目》，并献给江户幕府的创建者德川家庭，被奉为“神君御前本”。1637年京都出版《本草纲目》最早的日本刻本，并在中文旁用日文片假名填注、标音、训点，因而看作是《本草纲目》最早的日文版本。不久，日本学界掀起“本草热”，大批和汉药物学和本草学著作问世，其中，在《本草纲目》基础上进行选辑、增补、释名、注疏、发挥的作品占了大多数。据统计，在19世纪70年代以前的250年中，钻研《本草纲目》的专著达30多种。

《本草纲目》在日本如此大受推崇，迅速流传，必有其深刻的原因。主要原因如下：在政治方面，德川幕府大力振兴经济，奖励科学文化，大大刺激了对中国医药书籍的需求；在经济、科技方面，当时中日贸易交通发达，印刷术先进，为中国药材的输入和书籍的翻译、刊行提供了便利的条件；在国情方面，日本药材资源贫乏，为减少大批进口药材的开支，幕府采取鼓励在国内开发药源、兴办药园的政策，而《本草纲目》能为引种、栽培、修治药物提供丰富的资料；在民族品质方面，日本民族善于吸收国外科学文化的精髓，达到当时最高水准的《本草纲目》一旦传入日本，自然会迅速流传开来。

幕府首脑德川家族异常珍视《本草纲目》，常置幕府座右备查。这是《纲目》传入日本之始的状况。此后江西夏刻本、杭州钱刻本以及其他各种版本陆续传入日本，今天在日本各地图书馆及私人手中还能看见明、清刻本的《本草纲目》。日本人民善于接受外来文化为己所用。传入初期，为方便日本人阅读和研究，一些日本学者撰写了适合日本民族特点的著作。此外，日本人不仅直接对传入的《本草纲目》原本进行研究，还不断进行翻刻和译刻。其中，贝原笃信（号益轩）在1709年刊行《大和本草》。这部著作是日本本草学和植物学书籍的开基之作，也是《本草纲目》在日本传播取得的最大成果。《大和本草》与《本草纲目》的分类法相比大体相同，但比《本草纲目》更富有实用的博物志性格，在内容上不是局限在《纲目》的单纯解释上，而是根据益轩自己的实地调查和实验，更突出了实用性。遗憾的是由益轩先导的本草学学统研究后继无人。后来，日本出现了本草学各派百家争鸣的局面，主要形成京都、江户两大学派。京都学派的创始人是稻生若水。他倾注毕生心血研究《本草纲目》，并以它为教材教育学生。京都本草学派是日本本草学研究的正统学派，几乎未受西方兰学的影响。在研究过程中，他们对中国本草学几乎不进行任何批判。另一方面，历来自主性很强的日本民族，以《本草纲目》的实学精神为镜，对日本本国自然物进行实地调查、采集和实验，从中积累了丰富的日本本草学知识，其典范是小野兰山。江户本草学派起源于日本享保期，由以将军吉宗所提拔、培养的本草学家为核心。他们在幕府的殖产兴业政策的感召下，开展了实用的和实践的本草学研究。

李时珍的《本草纲目》自17世纪传入日本，随即受到日本学者的高度重视。一批批学者翻刻刊印、办学传授、注解推广、翻译普及，或实地考察、辨识、种植书中记载的药物，传承此书，发展日本本土本草学，把日本本草学推向高峰。

《本草纲目》在朝鲜

中国和朝鲜自古以来有着频繁的科学文化交流，彼此互相借鉴，在共同发展科学文化方面各自都作出了应有的贡献。根据现在所掌握的史料，《本草纲目》大约在18世纪初传到了朝鲜。李朝肃宗三十八年（1712年）成书的《老稼斋燕行录》的“所买书册”项下，始见有《本草纲目》之书名，这当是朝鲜使者从北京带回去的。此后，《本草纲目》的中国刊本陆续输入到朝鲜各地。于是从英祖(1725~1776年)、正祖（1777~1800年）以来，《本草纲目》方成为李朝医家的重要参考书，到李朝末期其影响尤为显著。 其中，引证《本草纲目》的最著名的朝鲜医书是《济众新编》。此书将当时常用的处方予以系统编撰，大量引证了《本草纲目》《医学入门》《医学正传》等中医药著作。李朝纯祖（1801~1834年）时，韩医洪得周（慎伯）将《本草纲目》中的附方编辑成五十卷，题名为《一贯纲目》在义州府刊行于世。与此同时，徐友渠（1764~1845年）编撰了一部113卷52册的《林园经济十六志》，这是部浩瀚的朝鲜自然经济和博物学巨著，全书分书刊、细渔、鼎俎、葆养、仁济等十六志。黄度渊于高宗五年（1868年）刊行《药性歌》。《药性歌》可被看成是一部单独的本草学著作，也是《济众新编》的补编。而此书对药物的分类，是按《本草纲目》中较为进步的药物自然分类法，更大量地从《本草纲目》正文中作了引用，以给出更进一步解说。19世纪末的另一位朝鲜医学家池扬永(字公撤，1885~1935年)，更兼通东、西医学，著有《本草采英》。此书是《本草纲目》的摘录，主要采集了《本草纲目》中的精华，予以叙说，其稿本至今仍传世。自从《本草纲目》在18世纪传到朝鲜后，在200多年内对朝鲜医药学的发展产生了良好的影响，受到好评和欢迎。《本草纲目》在朝鲜的传播， 是中、朝科学技术交流史中一段有意义的插曲。

《本草纲目》在日本、朝鲜流传之后，使其国家的医药界及博物学界打开了新的眼界。《本草纲目》对日本和朝鲜本草学的分类都产生了明显的影响，日本医药学界在对《本草纲目》进行学习、研究时偏重于药物的考证与鉴别，而朝鲜医药学界则以简单、实用为宗旨，对原书进行大量的采编和精简。

《本草纲目》传入欧洲

至迟18世纪起， 《本草纲目》传到欧洲。1887年伦敦大英博物馆所藏汉籍书目中就有《本草纲目》 1603年江西本、1655年张云中本及1826年英德堂本等的记载。在华的西方传教士最先注意到《本草纲目》，并介绍到欧洲。《本草纲目》西渐后，首先受到通晓中文的西方汉学家和在华欧美人士的注意。通过翻译和介绍，又引起西方各行各业学者的兴趣。据英国科学史家李约瑟考证， 法国医生范德蒙德1732年在澳门行医期间得到《本草纲目》，按书中所载药物并采集了80种矿物标本， 随后在中国人帮助下，编写了《本草纲目中水、火、金石诸部药物》的材料，这是对《本草纲目》的不完全翻译。时隔百年之后， 法国汉学家毕瓯关注并请人化验了这些矿物标本，直到1732年《本草纲目》金石部法文摘译稿才被全文发表出来。《本草纲目》第一个用欧洲文公开出版的节译本，出现在1735年（清雍正十三年）巴黎法文版《中华帝国全志》中。当时不能通晓中文的欧洲本土广大读者，最初通过《中华帝国全志》这部名著认识《本草纲目》。当时， 欧洲兴起一种“中国热”。该书出版后， 立即轰动欧洲， 引起各界人士的注意。1736年《中华帝国全志》被译成英文，题为《中国通史》。1747~1949年从法版《中华帝国全志》被译成德文，题为《中华帝国及大鞑靼全志》。1774~1777年《中华帝国全志》又被译成俄文。19世纪初， 年青的法国人勒牡萨在巴黎森林修道院参观时， 被《本草纲目》这部博物学著作中大量的动物、植物插图所吸引， 开始发愤自学汉语， 经五年苦读， 克服了语言文字上的难关。1813年， 年仅25岁的勒牡萨把对《本草纲目》和中国医药的研究论文提交巴黎大学医学系， 论文受到高度评价。勒牡萨因而被授予博士学位。这是西方以《本草纲目》为题材授予学位的开端。自此， 欧洲人对《本草纲目》和中国本草学的研究在19世纪便开展起来了， 并有海量和本草有关的论文论著问世。俄籍学者贝勒是19世纪后半叶闻名的《本草纲目》研究家，精通拉丁及英、法、德等西欧语，在华多年又精通于中国文史、致力于植物学及中外交通史。1884年前后 ，他用英文发表《中国植物志-中西典籍所见中国植物学随笔》。这份作品分为三部分：导言及书目提要、中国典籍中之植物、中国古代本草学之植物学研究。此外，贝勒还出版了《早期欧人对中国植物之研究》以及扩写的《欧人在华植物学发现史》，和《对中国植物学著作之研究及述评》。贝勒对《本草纲目》给予很高的评价，曾指出：“植物学若干问题之解决，大有待于中国植物学典籍之研究，栽培植物之源地这一问题，所赖尤多。此某所以取材于《本草纲目》及其他中国著述，杂陈是篇之原旨也。”

18世纪以来， 由于《本草纲目》陆续被介绍到西方， 从而为西方各国医药界及博物学界开阔了视野， 他们从中国医药宝库中发现了许多可资借鉴利用的珍品， 把本草学的研究推向新的水平。

《本草纲目》传入美国

19世纪以来，美国学者也开始对《本草纲目》进行研究。现今美国国会图书馆仍藏有1596年金陵版及1603年江西本《本草纲目》。美国金陵本初由我国传入日本， 再由日本传至美国。该金陵本不但是初刻本， 且经日本著名本草学家森立（1807~1885年）之校读， 弥足珍贵。现在美国很多大学图书馆均可看到明清诸版的《本草纲目》。由此可见，18世纪以来，《本草纲目》已流入美国各地。

20世纪以来， 美国人也开始对《本草纲目》进行大量研究。美国的米尔斯在朝鲜时， 与朝鲜同事一起将《本草纲目》译成稿本 （40余册）， 后由英国人伊博恩与中国学者合作，在米尔斯基础上用英文对《本草纲目》作了全面介绍和研究。该译本为西方读者了解《本草纲目》提供了一条捷径， 虽不是英文全译本， 但原著中的精华基本介绍了出来，是研究《本草纲目》的佳作。美籍德裔汉学家劳费尔称其是一部“包罗万象的有名的《本草纲目》”。进入20世纪70年代，西方研究李时珍及《本草纲目》的学者不乏其人。美国著名科学史家席文与库帕合作，于1973年发表《人身中之药物》长文， 文内声称：“对文章讨论的人体中产生的八种物质，我们要根据1596年李时珍的《本草纲目》说明其制品及应用。这部书仍然是传统医生的千部标准参考书。”同年， 席文又出版了14卷本《科学家传记辞典》， 撰写了长篇的李时珍传记， 对李时珍的生平及《本草纲目》作了较全面的介绍， 是较为完整的李时珍传记之一。由此可见，《本草纲目》在美国学界产生了一定的影响，其代表的中医文化更是引起了美国人的关注。

《本草纲目》问世至今，这部巨著的学术价值依然熠熠生辉，而且成为世界各国人民的共同科学财富。英国著名科学史家李约瑟在其《中国科学技术史》中对《本草纲目》作出评价：“毫无疑问，明代最伟大的科学成就，是李时珍那部在本草书中登峰造极的著作《本草纲目》。至今这部伟大著作仍然是研究中国文化中的化学史和其他各门科学史的一个取之不尽的知识源泉。”